■对话人物 陈光中 著名法学家，新中国刑诉法奠基人之一。浙江永嘉县人，1930年4月出生，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。

　　昨天上午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高票通过。这次刑诉法大修亮点不少，如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入法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确立，辩护权取得突破性进展。与此同时，引起争议的第73条、第83条等规定并未修改。本报(京华时报)就此再次专访新中国刑诉法奠基人陈光中教授，解读争议条款。

　　陈光中表示，对于存在的问题，可通过司法解释对某些规定加以具体化。

 

 

　　京华时报：昨天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高票通过，您如何评价这次大修？

　　陈光中：总体评价是肯定的，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，但不足之处也客观存在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您认为有哪些不足？

　　陈光中：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不够。我国已经签约加入《联合国公民权利公约》，因此在刑事立法上也应跟进。比如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明确写入。虽然有人认为刑诉法第12条规定“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”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原则，但实际上这强调了法院的定罪权，并非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准确表达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这次的亮点是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入法，但有人认为在保障人权上，具体条款调整不大，只是“抽象”的进步，您怎么看这种说法？

　　陈光中：这种说法不够准确。刑事诉讼领域保障人权的核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罪犯的诉讼权利，特别是辩护权的保障。

　　此次修法，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是一大亮点，很多问题获得了比较好的解决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。例如：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得到确认，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，提前到侦查阶段，辩护律师会见权有所扩大，凭“三证”不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就可以会见，而且不被监听，从审查起诉之日起，辩护律师阅卷范围也扩大到所有案卷材料。第二，确立了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。第三，尤为重要的是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，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。这可以有效防止非法讯问，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，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。另外，二审上诉不加刑、针对未成年人的“特别程序”、死刑复核程序的适当诉讼化等，都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。

 

 

　　京华时报：刑诉法第73条在社会上争议最大，有人认为是倒退，您怎么看？（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，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，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，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。但是，不得在羁押场所、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，除无法通知的以外，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，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。）

　　陈光中：我觉得现在的规定有进步。现行刑诉法就规定有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，但没有通知家属的规定，当时立法上考虑监视居住就在家里执行，不需要通知家属，漏掉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。现在明确规定，除无法通知的情形外，都要通知家属，更加规范化、法制化，与之前相比进步了。与一稿相比也有变化，一稿还规定“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”也不通知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监视居住可长达6个月。有人认为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，对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类似于羁押，但是因其不受看守所条例约束，可能导致刑讯逼供大量发生或者“黑监狱”合法化。

　　陈光中：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，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存在这种情况。对于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”的适用，可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范，从严掌握，慎重使用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增加的第73条包括很多款的内容，在这个条款上您有什么建议？

　　陈光中：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折抵刑期上，“被判处管制的，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”，我认为这对被告人有点亏。现在管制多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，自由度很大，但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“准羁押”性的强制措施。我建议被判处管制的，监视居住一天折抵刑期一天半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还有观点认为，第73条暗含将实践中的“双规”“双指”纳入法制轨道之意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陈光中：“双规”“双指”是党委纪委采取的措施，具有行政性，与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能混淆，完全是两码事。

 

 

　　京华时报：有关刑事一审的审限，增加了“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”。这个条款是否会被任意扩大化？

　　陈光中：这个规定得不好，有扩大权力的倾向。对一审案件，如果说最高法院一决定，等上半年、一年，甚至于两三年都是合法的，这等于把被告人挂在那儿了，我觉得很不妥当。只能通过以后修改，或通过司法解释，严格限制何谓案件“特殊情况”，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，才能适用该条款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有关争议条款的问题，能否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？

　　陈光中：能够解决。从长远看，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某些规定加以具体化。

 

 

　　京华时报：第83条争议也很大，您怎么看？（拘留后，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，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。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，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，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。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，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。）

　　陈光中：我个人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一条我支持，表示接受。原因在于，我国强制措施在通知亲属方面有很大的修改，过去无论哪种案件类型都可以不通知，现在仅仅限制在两种案件。

　　对于恐怖案件，环顾全世界，在程序正义方面都是打折扣的，例如美国的爱国者法。关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，我认为这样规定也不过分。比较敏感的是政治异议人士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案件，我只能说，希望司法当局碰到这种情况，从严掌握使用，应该慎重。但是在立法上把异议人士案件单独分开规定比较困难，毕竟这些案件是极个别的，从严掌握、慎重处理就可以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但有人担心这个条款会导致“秘密拘捕”或无限期不通知。

　　陈光中：我注意到网络上很关注这个话题。相比监视居住和逮捕的规定，拘留保留了这两种不通知家属的情形，这是因为拘留属于一种紧急性强制措施，在西方相当于无证逮捕。

　　按照法律规定，拘留的时间比较短，一般最长是14天，在特别情况下可长达37天。这个期限一过，接下来就是逮捕或者放人，那还是要通知家属的。

　　这样规定是为满足打击犯罪最低限度的要求，是有必要的。我个人认为，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、相并重，现在的规定，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，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。

 

 

　　京华时报：有人认为，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会侵犯个人权利？

　　陈光中：在司法实务中，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和侦破难度，检察院一直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。但由于没有现行法律的支撑，这种手段的使用存在争议。若没有相关规定，技术侦查手段可能被侦查机关滥用。这次修改将其纳入法制轨道，加以规范，规定适用的严格程序，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进步。而且也符合我国已经参加的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和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》的规定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在实践中如何防止被滥用？

　　陈光中：规定要严格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，但怎么严格没有说明确。秘密侦查规定了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，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，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，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？

 

 

　　京华时报：有关证人出庭增加了一些规定，但由法院裁量证人出庭，实践中会产生什么后果？

　　陈光中：现实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很低，大约为1%。这次为扭转这种形势做了一些规定，但是规定称“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，并且公诉人、当事人或者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，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”。我认为，前面的两个前提条件成立了，除非证人无法出庭，就应当传唤到庭。加上法院“认为有必要”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，法院掌握证人是否出庭的决定权，很可能导致证人出庭率无法有效提高，实际上会使被告人与证人当庭质证的权利受到很大的削弱。对此我表示担忧。

　　京华时报：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，由草稿中的“情节严重的，经院长批准，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”，改为“拒绝作证的，予以训诫，情节严重的，经院长批准，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”。这是不是实质上使强制作证的效力降低了？

　　陈光中：这个说法不准确。从立法技术上来说，处罚条款在次序上有个加重的关系，先惩戒后拘留是合理的，如果前面加上罚款，就更适宜。